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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（IPCC）第二工作组副主席 Andreas Fischlin说，2012年到2016年的数据显示，全球温度逐渐变暖，已经要比工业化前的平均气温水平高了1℃左右。“我们必须要缓解气候变化，明天的风险是可以避免的。我们还必须适应气候变化，也不得不忍受一些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。”Fischlin说。

还有内外因素的叠加，就说外部因素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随着经济体量越来越大，树大招风，所以由外部引发的不确定性也在日益增加。内外不确定性因素的叠加，增大了整个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，再加上现在的改革我认为是存在滞后的，跟风险相比，风险在不断增加、扩大，但体制机制的改革却没有及时跟上。比如说在国企与民企的关系问题上，大家都知道，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，认为民营经济应当退场，以至于对民营企业、民营投资在本来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，这对我们的经济形势带来了深刻的影响，我们现在所有谈的不确定性不仅仅是市场层面的，不只是商品价格、资产价格，而是整个经济社会的特征，所以我们才有一个结论，这个社会已经到了风险系统的新时期。

这一变化确实给世界带来了新的风险，但也提供了新的机遇。换个角度来看，全球化进程的这一轮调整与动荡，实际上是全球化的一个新阶段：从美西方中心的等级制全球化，向更加公平的均衡式全球化发展。在形态上，全球化进程仿佛是倒退了。但在实质上，全球化进程向更深处发展了。

第三，当前宏观经济风险在哪里？宏观经济风险受于公共风险，区别于个体风险，市场主体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市场风险都受于个体风险，每个人、每个家庭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很多风险都受于个体风险。当然，面临个体风险的同时，如果我们的制度变迁不及时，政策不到位，制度不完善，就会同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公共风险，而公共风险是企业、家庭、个人无法应对的风险，所以公共风险是必须要政府来防范化解的，这是政府的责任。宏观经济的风险显然受于公共风险，我认为至少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：

换言之，很多人其实自带‘多任务处理’倾向的，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场景下解决两件或多件事情，就像是在电脑屏幕上打开好几个程序，熟练地在不同窗口间来回切换一样。然而，作为和人类联系最紧密的电子设备，智能手机似乎更喜欢让我们先把一件事处理完，再去办另外一件。

从这一点来看，现在宏观政策的制定，思维方式、分析方法、分析框架都需要进行调整，当然，这里面蕴含着内在技术的变化，也就是认识论的变化。第二，当前宏观经济的基本特征，从不确定性的视角来观察当前宏观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什么，其实就是变数太多，难以预期，所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用了一个新的表述，叫做“稳中有变”，这个新的表述我认为就是一个新的判断，包含着深刻的含义，这个“变”不是一个变数，而是有很多变数，也就是有很多不确定性，我们难以稳定预期，所以中央提出“六稳”，落脚点也落在最后，即稳预期。如果预期不稳，投资也好，消费也好，进出口也好，都难稳，就业、金融恐怕也难稳，因为人的行为是基于预期，有什么样的预期就有什么样的行为，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活动，有什么样的经济活动就有什么样的财务指标，就有什么样的宏观指标，所以预期在当前是最重要的。